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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

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1922年出版的著作《舆论学》中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为公众建构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用以连接“外面的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景”，这一观点被视作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在半个世纪之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证实了李普曼关于议程设置的理论猜想——媒介所报道的议题与公众认知的主要议题极大相关，传播媒介给予某一议题的关注度越高，则公众对待该议题的重视程度就越高（McCombs & Shaw，1972）。

早期的议程设置研究者基本关注着公共议题、选举候选人等客体（object）的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在媒介的议程设置下，议题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由媒介议程传递至公众议程，这一效果被称为客体议程设置效果，又称第一层议程设置效果（McCombs，2005）。第一层议程设置的效果是通过让公众关注媒介所强调的议题，以影响公众的关注点，即告诉公众“该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

随着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深入，麦库姆斯等学者提出还存有第二层议程设置效果——属性（attribute）议程设置（McCombs，1997）。公众在接触某客体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对这一客体微观或宏观的属性的认知，这一层级关注了某客体属性的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互动。第二层议程设置效果的核心是媒体除了能够设置议题显著性和重要性的议程，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议题属性的判断。因此，媒介除了告诉公众“该想什么”，还能有效地告诉受众“该怎么想”（how to think）。

（二）网络议程设置研究

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客体议程设置和属性议程设置）的建构均建立于一个前提假设之上——人的认知结构是线性的。随着对人类认知结构研究的深入，不同学科的研究均表明人的心理表征，即知识在我们心里的反映和存在方式，不必然是以线性的结构存在，而是以网络状结构呈现出来。“关联性网络模型”（Anderson,1983）和“认知网络模型”（Santanen, Briggs, & de Vreede，2000）等研究结果均表明，公众在认知和思考社会现实时，更倾向于在头脑中给不同的信息要素建立关联。

基于网络结构的人类认知结构，郭蕾（Guo Lei）和麦库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Guo & McCombs，2011）,又称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简称NAS)。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网络”（network）是认知心理学的概念，表示个体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是由大量彼此关联的节点（node）所构成的图景，而非不同节点简单的线性排列。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试图探讨新闻媒体报道中的议题或属性的显著性网络如何影响公众认知中的议题或属性的显著性网络（史安斌&王沛楠，2017）。它更加关注媒介议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把客体或属性之间相关的显著性转移到公共议程中。近年来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证实媒介网络议程和公众网络议程间有显著关联，即如果媒体在报道中将某两个客体或某两个属性相联系, 那么公众也倾向于认为这两个客体或属性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媒介不仅能告诉公众“该想什么”和“该怎样想”，还能影响公众对信息要素的组合方式，从而影响并参与公众对社会现实认知的建构。

郭蕾等人借鉴了认知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内隐认知” (implicit cognition) 和“外显认知” (explicit cognition) 的概念（Greenwald, A.G. & Banaji, M.R.，1995），认为公众对议题的认知网络结构中存在“内隐关联” (implicit connection) 和“外显关联” (explicit connection)。“外显”是个体有意识地将特定议题要素或属性匹配的过程, 体现的是个体对信息要素的自主选择性;“内隐”则代表个体在无意识情况下自主激活的某些行动（Guo & Vargo.C，2015）。